[作者简介]王四达(1953-)，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摘要]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代农耕经济与宗法社会孕育了“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法古述圣”的学术传统；秦汉以降更进一步扭曲为“帝王兼圣”的权力崇拜，演化为“唯古是信”的经学传统与“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其本质就是权威迷信。正是这种精神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制度的、心理的、人格的创新障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
学术界研究古代经学与民族精神者可谓多矣，但二者多埋头在各自的圈子内而互不关涉，这就影响了各自的学术视野。其实，如果不把经学仅仅看作一种外在的学术形态，而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传统，那么，它与民族文化精神便水乳交融了。探索二者在形成、演化过程中的互动、互化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经学传统与文化精神界说
所谓“经学”，顾名思义为研习(儒家)经典之学。“经”原指织物之纵线，后被引申为常道。《书·大禹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传》日“经，常也。”后又引申为体现常道可作典范之书。《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他随后举出《礼》、《乐》、《诗》、《书》、《春秋》五经。《庄子·天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可见战国时这些书已被看作经典，但“经学”作为训释经书的一门学问应始于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后，经学遂成为历代王朝的官方哲学。在学术史上，经学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指称：狭义的经学特指汉代训释儒家经典的汉学，但也可包括继承汉儒学风的清代新汉学；广义的经学可泛指自汉至清的所有儒学。尽管汉学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在治学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推崇经典与名教方面则几无二致。因此，也有许多学者是从广义的角度去看待经学的。
然而，即使把2000余年的儒学演变纳入经学的范畴中还是不够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学学术形态的演变中贯穿着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精神传统，即圣人崇拜与经典崇拜，由此形成“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与“述而不作”的学术信条，而学术形态的演变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若就其精神传统而言，它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华夏文明形成的三代；它也不终于经学失去官学地位的民国，而是延续至现当代。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精神传统的影响总是深远的，它并不与社会变革完全同步，即使官方哲学变了，古代圣人走下神坛了，但如果它以新的经典崇拜与伟人崇拜取而代之；如果它仍然把新经典教条化，把伟人神圣化，这就表明经学传统的幽灵还在，文化精神并未脱胎换骨。在这种情况下，它崇拜的是不是《五经》与孔子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在锁定真理、迷信权威这一点上二者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对“经学传统”的界定应超越学术形态本身，从文化精神的大视野出发，把经学传统理解为一种与中华文明相伴随的权威主义精神传统，它是一种宗教化的精神传统。
既然经学传统是一种精神传统，那么它就与民族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近年来，民族精神的研究者多数把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一般说，一个民族的思想大致可分为官方、精英和民众三部分。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在民族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总是官方思想，但又与其余两种思想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性。从结构上看，这三者好比一个三圈三层的圆锥体，居内圈与顶尖地位并贯穿其中的是官方思想，居中圈并与上下层衔接的是精英思想，居外圈及基础地位的属民众思想。但这只是理论模式而已，现实模式通常是这样：官方思想与民众思想犹如两个部分重叠的圆圈，中间互叠的橄榄形便是精英思想，三者之间虽有互渗，但各自的利益诉求还是不同的。从价值取向上看，官方思想聚焦的是统治利益，民众思想关怀的是民众利益，介于官民之间的精英思想兼具独立性与依附性：在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的时代：他们大多沦为统治者的附庸；但在思想自由争鸣的时代，他们的独立性较大，有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利益与民众呼声；尤其在变革时代，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大的时代眼光，其先进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开路先锋。因此，当精英思想的橄榄形与官方思想的弯月形结合时，该圆便构成文化精神；当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结合时，该圆又构成民族精神。再从表现形态上看，官方与精英思想通常表现为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其中官方价值观及其拥护者的理论思想即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民众思想则主要通过世俗的社会心理自发地反映民众心声。作为社会的主体部分，民众理应是民族精神的天然代表，但由于他们还是一个自在的群体，对社会利益、民族利益的认识比较朦胧朴素，因此，只有经过那些代表“社会良心”、“民族脊梁”的思想精英的提炼，才能凝聚为反映民族利益的民族精神。在民主的条件下，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在理论上并不对立，而且可融为一体；但在天下私有、政权垄断的时代，文化精神在朝、民族精神在野是一个客观事实。就古代中国而言，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便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
[摘要]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代农耕经济与宗法社会孕育了“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法古述圣”的学术传统；秦汉以降更进一步扭曲为“帝王兼圣”的权力崇拜，演化为“唯古是信”的经学传统与“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其本质就是权威迷信。正是这种精神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制度的、心理的、人格的创新障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
学术界研究古代经学与民族精神者可谓多矣，但二者多埋头在各自的圈子内而互不关涉，这就影响了各自的学术视野。其实，如果不把经学仅仅看作一种外在的学术形态，而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传统，那么，它与民族文化精神便水乳交融了。探索二者在形成、演化过程中的互动、互化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经学传统与文化精神界说
所谓“经学”，顾名思义为研习(儒家)经典之学。“经”原指织物之纵线，后被引申为常道。《书·大禹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传》日“经，常也。”后又引申为体现常道可作典范之书。《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他随后举出《礼》、《乐》、《诗》、《书》、《春秋》五经。《庄子·天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可见战国时这些书已被看作经典，但“经学”作为训释经书的一门学问应始于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后，经学遂成为历代王朝的官方哲学。在学术史上，经学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指称：狭义的经学特指汉代训释儒家经典的汉学，但也可包括继承汉儒学风的清代新汉学；广义的经学可泛指自汉至清的所有儒学。尽管汉学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在治学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推崇经典与名教方面则几无二致。因此，也有许多学者是从广义的角度去看待经学的。
然而，即使把2000余年的儒学演变纳入经学的范畴中还是不够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学学术形态的演变中贯穿着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精神传统，即圣人崇拜与经典崇拜，由此形成“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与“述而不作”的学术信条，而学术形态的演变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若就其精神传统而言，它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华夏文明形成的三代；它也不终于经学失去官学地位的民国，而是延续至现当代。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精神传统的影响总是深远的，它并不与社会变革完全同步，即使官方哲学变了，古代圣人走下神坛了，但如果它以新的经典崇拜与伟人崇拜取而代之；如果它仍然把新经典教条化，把伟人神圣化，这就表明经学传统的幽灵还在，文化精神并未脱胎换骨。在这种情况下，它崇拜的是不是《五经》与孔子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在锁定真理、迷信权威这一点上二者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对“经学传统”的界定应超越学术形态本身，从文化精神的大视野出发，把经学传统理解为一种与中华文明相伴随的权威主义精神传统，它是一种宗教化的精神传统。
既然经学传统是一种精神传统，那么它就与民族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近年来，民族精神的研究者多数把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一般说，一个民族的思想大致可分为官方、精英和民众三部分。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在民族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总是官方思想，但又与其余两种思想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性。从结构上看，这三者好比一个三圈三层的圆锥体，居内圈与顶尖地位并贯穿其中的是官方思想，居中圈并与上下层衔接的是精英思想，居外圈及基础地位的属民众思想。但这只是理论模式而已，现实模式通常是这样：官方思想与民众思想犹如两个部分重叠的圆圈，中间互叠的橄榄形便是精英思想，三者之间虽有互渗，但各自的利益诉求还是不同的。从价值取向上看，官方思想聚焦的是统治利益，民众思想关怀的是民众利益，介于官民之间的精英思想兼具独立性与依附性：在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的时代：他们大多沦为统治者的附庸；但在思想自由争鸣的时代，他们的独立性较大，有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利益与民众呼声；尤其在变革时代，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大的时代眼光，其先进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开路先锋。因此，当精英思想的橄榄形与官方思想的弯月形结合时，该圆便构成文化精神；当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结合时，该圆又构成民族精神。再从表现形态上看，官方与精英思想通常表现为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其中官方价值观及其拥护者的理论思想即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民众思想则主要通过世俗的社会心理自发地反映民众心声。作为社会的主体部分，民众理应是民族精神的天然代表，但由于他们还是一个自在的群体，对社会利益、民族利益的认识比较朦胧朴素，因此，只有经过那些代表“社会良心”、“民族脊梁”的思想精英的提炼，才能凝聚为反映民族利益的民族精神。在民主的条件下，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在理论上并不对立，而且可融为一体；但在天下私有、政权垄断的时代，文化精神在朝、民族精神在野是一个客观事实。就古代中国而言，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便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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