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传统与中华文化精神

发表时间：2016-02-23 08:46:44　点击：

二、经学传统的土壤与文化精神的孕育
   美国现代人类学家M.米德(1901—1978)曾把人类文化的传承分为三种类型：即前喻、同喻和后喻文化(Pre-figurative，Co-figurative，Post-figurative)，其中前喻文化属典型的老年文化，它产生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延续至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其特征是前辈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礼仪准则和生产技能皆为后辈的楷模，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习得的文化模式行为，个人缺乏疑问，没有自我意识，创新行为极少，因此，这种文化基本缺乏变革的可能性。虽说米德是在对一些太平洋岛屿部落文化的田野考察中得出的这一结论，但它对我们考察华夏文明也富有启发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华民族在跨入文明门槛的过程中，氏族制度并未解体而被带到新的社会形态中。在“民不迁，农不移”的农耕经济中，在“死徙无出乡”的封闭社会中，家庭发挥着文化传递的主要功能，家长即是灌输价值和传授文化、经验、技能的现实权威，而家长的前辈——祖先则是高居现实权威之上的神灵权威，由此形成了“祖谕”的文化传统。《尚书·五子之歌》称“皇祖有训”、“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可见早在夏初祖训已是子孙的典则。而尊祖必然导向崇古：如果说对家庭(家族)而言的是“祖训”必遵，那么对民族、国家而言的便是“古训”必循。所以，《尚书·尧典》、《皋陶谟》开篇便是“曰若稽古”，《周官》指出：“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学古人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宣称学习古法再入仕途，处理政事遵循古制，行政就不会迷惑。殷商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尚书·说命下》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西周时，周人同样言必称古人，如《尚书(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酒诰》称：“古人有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泰誓》曰：“古人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他们既极力赞美先王，又大肆宣扬孝道，并把古人崇拜、祖先崇拜与权力崇拜相结合。《诗·闵予小子》云：“念兹皇祖，陟降于庭；维予小子，夙夜敬止。”鼓吹“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夙夜匪解(懈)，以事一人。”(《烝民》)这就为价值取向从“祖谕”、“古谕”走向“权谕”开辟了道路。
   德国哲学家谢林在《中国——神话哲学》一文中，曾对中国历史一直停留在“家长制”这个起点上感到不解。诚然，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早期也经历过农耕经济和家长制阶段，但后来却超越这个起点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中国之所以未能如此，其独特性在于：三代贵族实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需要在众妻众子中确立嫡庶制以解决家庭家族内部的等级秩序与宗法继承问题；而三代强势部族的统治又需要在部落社会格局中实行“封建亲戚”，屏藩王室，以解决政治统治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制。在这种制度中，王族贵族的宗法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继承权中的地位，形成所谓“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使在不涉及王位、君位、爵位继承的贵族家庭中，宗法原则仍然是确立家长继承权或家族宗族内部名分地位的根本依据。即使在秦汉以后分封制已基本上被郡县制取代，宗法地位仍然是确定名分权威的根本原则。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直至清朝还停留在家长制阶段的原因。
   宗法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尊祖”、“敬宗”，其中“尊祖”是根本的，“敬宗”是派生的，因为宗子是作为祖先的嫡传被敬畏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祖先崇拜起源很早，《尚书·甘誓》记载夏启出兵讨伐有扈氏时誓师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祖先与神祇并列为神圣的权威。《礼记·祭统》曰：“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于祖庙，示不敢专也。”《白虎通·爵》解释曰：“明法度皆祖之制也。”因此“尊祖”在政治上又往往表现为“述祖”，由此推及“法古”、“法先王”。如果能“监于先王成宪”，就能“其永无愆”。古训与先王成宪皆被看作保国保天下的准则与法宝。因此，尽管有夏商周轮替，但孔子认为三代文化不过是“因损”罢了，并未作根本变革，将来继周者亦是如此，故“虽百世可知也”。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从三代起就走上一条维护祖制、崇拜圣王、保守传统的道路，宗法制则是它的社会土壤与历史根源，“述祖”、“法古”就是经学传统的原初形态，其后又演化为对圣人、先王、时王、嫡长、尊上、师长诸权威的崇拜与驯服，而权威主义的中华文化精神就是在这种土壤中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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