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提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际。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由于黄遵宪主张先作国学史，梁启超办《国学报》设想未能实行。但几个月后，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数次提及“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讨论保存“国学”的重要意义。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随后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设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为四大导师。此外，中央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兴起国学热，诸多大学相继成立了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国家级的国学院也由国务院参事室牵头开始规划兴建。

国学已经很热，但是国学这个概念，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陈独秀甚至认为“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钱穆亦云：“‘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最有影响的意见有两种，其一，国学就是中国固有之学。邓实在1906年《国学讲习记》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章太炎国学振起社发行的讲义，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吴宓《清华大学开办研究院之旨趣与经过》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由此而来。第二种意见认为，国学就是儒学，或曰四书五经之学。

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问题。依据第一种定义，国学就是国故，今称传统文化，是以先秦经典为元典，涵盖了两汉以降经学、老庄之学、佛学、历史、文学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即经、史、子、集四部。这样的国学定义，失之于过泛，而且与提倡国学的宗旨不吻合。依据第二种意见，又失之于过于狭窄，因为四书五经虽然是中华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不能涵盖中华文化中的其它重要部分，如诸子之学。我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之学中的经典之学。

这样概括国学的定义，既是出自对两次国学之兴背景的考虑，同时也考虑到了倡导国学的初衷。19世纪末提出国学之时，正是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际。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民族危机加深，也迫使知识分子面向发达的西方寻找治国之策，此时西学大规模涌进。面对这样的局势，一批坚持国粹的文化改良主义者，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视为立国之本。所以，章太炎在《民报》第七号所载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立者也。”邓实亦言：“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这些文化改良主义者，虽然坚持文化的自强自立，但是章太炎看到，“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已经承认国学有其不足。但是放弃固有的文化，也会失去一个民族立国的基本东西。所以，当时国粹的概念颇为流行。国粹就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国粹派提倡保存国粹，认为国粹是立国之本，保存了国粹就能保国家、救民族。故此，他们从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和地域的有机联系出发，界定国粹，发掘中国文化之独特价值。国粹派虽然提倡国粹，维护传统，但并未因此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意识。他们区分中国文化为“国学”和“君学”，认为“国学”中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民主自由的内容；“君学”是统治者用来宣传封建迷信、功名利禄和纲常名教，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他们对“君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们还通过提高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受压抑排斥的先秦诸子百家的地位，以破除人们对儒学的尊崇和对孔子的迷信。

21世纪国学复兴的背景，与20世纪初国学提出时的背景相比，情况更复杂。从学术的角度考察，欧美文化的全面进入，引起一些人的担心，在学界就有失语的争论，有的学者甚至惊呼，中国正逐渐失去民族的学术话语，因此提倡国学是为了对抗西学。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提倡国学是出于文化的自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中，国人有了文化的民族自信。最有代表性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必然是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纪。因此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不仅经济要“走出去”，文化也要“走出去”。当然也有学者是从现实的需要来倡导国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如道德的沦丧、社会的失衡、自然的破坏等等，迫使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救之道。

从20世纪初国学的提出，到21世纪初的国学热，尽管国势有了很大不同，但是要解决的问题比较接近。这两个时期，都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为了促使中国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便大量引进西学。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文化。两个不同时期欧美文化的进入，都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说明，完全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很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连对文化持比较保守态度的章太炎都看到，“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所以，引进欧美文化，弥补中国固有文化的不足，也就势在必行。

因此，从国学兴起的背景来看，提倡国学，并非要继承或恢复传统文化的全部，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行不通，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有所取舍，还是那句老话，黜退糟粕，取其精华。因此，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不应是中华固有的全部文化，而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即经典。正如此，我认为国学就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学。

当代的国学机构主要设在大学，国学的任务有二：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

国学研究，是当代国学的重要任务。就研究而言，国学的内容不限于经典，必须是所有的传统文化，四部典籍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国学经典的形成及其价值体系的研究。因为经典就是传世的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文化遗产，那么，哪些属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内容？它又是如何积淀起来的？这是国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研究。

国学经典价值体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的梳理与建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传世的经典，构筑了极其丰富且有其世界意义的价值观。整理、发掘、阐释传统的价值观，一直是历朝历代研究者的重点课题。当然，由于不同时期的价值观不同，关注角度也有所不同，但是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内涵，会得到历代的确认。如儒道两家以道为解释万物根本的思想；儒家以礼为节、以仁为本的伦理价值观；道家尚自然无为的社会治理观及其人性论；士人文章所表现出的独善与兼济情怀，等等。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道家及诸子思想为补充的价值体系结构，也已经基本得到认可。

国学经典形成的研究，则是对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形成的文化土壤的分析与评价。研究经典形成的条件，既要考察初始文献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还要考察经典在传播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还应进一步研究西学经典中所有、国学经典中所无的思想，并且分析其原因。对经典形成而展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典的研究，也助益今天的文化发展政策和环境的构建。

而国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国学经典的教育，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要通过国学教育，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掌握国学的基本典籍、基本知识，尤其是要把握经典中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等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一个有中国气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