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学传统、文化精神与古代社会发展
   一般说来，一种民族文化如果存在着文化创新的障碍就必然影响该民族的社会发展。文化创新的障碍通常可分为内外两大方面：从内部方面看，如果旧文化在经济上心理上尚有利用价值，并与民众的习俗融为一体，它就有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如果担负文化建设的学者阶层缺乏创造新文化的主观愿望或客观条件，他们的创新潜能便会被窒息；如果从旧文化中获益的统治集团以政权力量强力捍卫旧文化，新文化即使有自发的零星的萌芽亦无法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从外部因素看，如果一个社会在文化方面是对外封闭的，缺乏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或者虽有“词汇”(枝节的)输入，但无“语法”(根本的)输入，同质文化的自我繁衍就会导致基因退化，甚至不会有危机感与进步要求。遗憾的是这些创新障碍对古代中国来说都是存在的，正是它导致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经历了从先行到落后的变化。
   然而，一个封闭社会又是与一种奴化教育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封闭社会由于接触不到异质文化或另类思想，视野特别狭窄，特别适于实行奴化教育。这种教育通常用几条所谓不证自明的教条来统摄全社会的思想(如“君臣父子之理无所逃于天地间也”)，并通过无孔不入的精神灌输使之价值内化；另一方面，在这个文化“酱缸”中腌大的人又用这套教育灌输下一代，由此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封闭社会的延续。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行事，丧失了自我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这套奴化教育集中体现为“唯古是信”的经学传统及“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创新障碍的精神因素。
   从根源上看，中华文明的创新障碍又可分为制度的压迫、思想的奴化与习俗的专制三个方面；从阶层上看，其创新障碍则表现为帝王不想“作”、精英不能“作”、民众不知“作”三种情况，二者互相关联。由于天下私有，政权垄断，儒学“难与进取”虽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但“可与守成”却符合帝王“家天下”的需要，其结果就是把历代治国“验方”如法炮制或略为加减，如张之洞在《劝学篇》所指出的，“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以为足以治安而无患”，这就有了帝王不想“作”，并发展为制度不许“作”，更造成了精英不能“作”的可悲结果。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指出，“学者的真正使命就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所以学者是社会进步真正的动力源，但这需要学者具有独立性与创造力。然而中国古代学者既无政治独立性，又无精神独立性：由于其性命利禄皆系于帝王而导致客观上“不能作”；由于其心理学识皆依傍古人而导致主观上“不能作”。在这种只能“述君”、“述圣”唯独不能“述己”的情况下，创造力当然无从谈起。更应注意的是，古代的“述而不作”既是一种学者的文化传统，也是一种势力强大的民间习俗。《中庸》称：“父作之，子述之”，“夫孝者，善继人(父)之志，善述人(父)之事者也”。而宗法社会土壤又强化了这种习俗。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中国的情况尤其典型，在父权、族权、夫权、嫡权的笼罩下，个人只是家庭、家族、宗族的附属物，在家从父，出门从兄；在乡从老，在学从师；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各种各样的“从”都是“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在民间的反映，《易纬·乾凿度》把它表述为“上者专制，下者顺从”，它形成一种奴性人格：认命安分、崇拜权力、服从权威、恪守传统，迷失“自我”。正是这种人格最终造成了个性被泯灭、民众不知作的社会后果。
   约翰·密尔指出，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富有才能”、“富有智慧的国族”，也曾一度有过“首创性”，他们早先的成就也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但后来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一族人民是会在一定长的时期里前进一段而随后停止下来”。在什么时候停止下来呢?在个人没有自由的时候，在不复保有个性的时候，因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密尔为此警告欧洲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对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民族偏见，因为在他写作《论自由》(1859)的时候，正值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时。而中国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的失败，毋宁说是文化的失败。马克思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既关注着战争的进程，抨击列强的暴行，但又把千年不变的中华帝国比作“活的化石”，把腐朽的清廷称作“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并从历史理性的高度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的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所说的“宗法制”、“东方专制制度”、“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等，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学传统与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
   今天，君主专制已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国人民已成为社会的主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已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但汲取古代的教训，警惕历史幽灵在新形势下以新形式出现，仍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无意中把“述孔”、“述圣”变为“述马”、“述邓”，把帝王崇拜变为伟人崇拜，这就表明古老的经学传统还没有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的“解放思想”就难以真正贯彻，心理上的创新障碍也难以真正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