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标语“严打刁民”不如先“省察自己”

发表时间：2016-05-14 23:33:36　点击：

背景：陕西旬阳县吕河镇，一幅“严厉打击借助媒体泄私愤、谋私利、造事端等行为”的标语，赫然出现在一处道路边的围墙上，落款为“吕河镇党委和政府”。网友把标语晒到网上后，该镇政府办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标语表述有不妥之处，目前已撤下。

新京报发表刘雪松的观点：在这幅蓝底白字的标语里，人们读到的不是当地政府与民众沟通化解矛盾的诚意，而是读到了一股威风凛凛的逼人寒气，读到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于民众与媒体的双重敌对情绪。吕河镇的民众，遇到矛盾与问题，不往镇委镇政府跑，而是往媒体的门上跑，这一方面是法律赋予公民与媒体的正当权利，是合法正当的沟通渠道与方式；另一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委政府留给当地民众的沟通渠道不畅，解决问题的空间不大。这是吕河镇党委和政府应该反思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堵路不如修路。民意面前，吕河镇党委政府应该在使用“严厉打击”的思维上，尽快止步。除此之外，还需修好一条通往媒体监督的坦途。只有尊重群众，正视媒体，才能办好事，而其他地方也应该引以为戒。

小蒋随想：“严打标语”是撤下了，“吕河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心态是否变“和谐”了？对于群众“有问题找媒体”，有关领导究竟有没有进行反思？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或者撤标语只是为了“平息事态”，那么背后的干群关系紧张乃至对立，恐怕就得不到缓解。当然，撤标语本身也说明，当地管理者自知理亏。既然知道理亏与不妥，当初为何制作并悬挂这样的标语？这算不算是一种权力的任性？李克强总理曾指出“对存在的问题，政府要先从自身找原因想办法。”如果政府在处理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时，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努力维护群众的权益，而不是与民争利，或者摆官架子，会赢得绝大多数群众的肯定。当然，任何工作都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如果政府工作有一些小瑕疵，只要秉承诚恳的态度，全程公开公正，并向群众讲清楚，绝大多数群众也会给予理解。如果上述举措落到实处，干群关系不可能不融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算有个别“刁蛮”之人，也会受到社会的鄙夷，不轨图谋也难以得逞。

“惩罚性巨额赔偿”能否“同案同判”？

背景：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提出推进“品质革命”外，更提出要建立“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展示出强化监管、提升消费品质量的决心。

京华时报发表舒天烈的观点：顾名思义，惩罚性赔偿意义就在于惩罚过去的过错行为，并以此作为样板来遏制未来的过错行为。“制裁”是手段，而“遏制”才是目的。而加上“巨额”二字，无疑更显其威慑力。类似惩罚性巨额赔偿，国外有很多案例。比如，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因为明知油箱存在问题却不修改，被裁定向2名妇女和4个孩子赔偿49亿美元。再比如，1994年，一位79岁的老太在美国一家麦当劳吃饭，不小心被温度高了几度的咖啡烫伤了自己的腿，法院判决麦当劳赔偿270万美元。事实也证明，麦当劳咖啡烫伤案的巨额赔偿和巨大影响，也确实起到了作用。相信，未来不久，中国也会逐渐出现巨额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检验着政策落地的能力。谁来执行、如何判定，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说到底，只有真正有一两个案例出现，让巨额惩罚性赔偿制度兑现，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影响。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建立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无疑是大受欢迎的。的确，在屡屡爆出不法商家造假的新闻后，国外对涉事企业处以天价罚单，就让很多人既羡慕又渴望，坊间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要有了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能逼迫企业在追逐利益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天价罚单，而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反观现实，假冒伪劣依然较为普遍，这证明已有的惩罚性赔偿措施还是偏软，力度不够，唯有继续升级治理手段，用“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才可谓是对症施治。某种意义上，从“补偿性赔偿”到“惩罚性赔偿”，再到“惩罚性巨额赔偿”，治理手段在一步步升级和加码，应该说，最严厉的，才是最有效的，更是现实之需、未来之钥。期待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尽快落地，发挥应有的惩戒、震慑作用。

小蒋随想：“知假买假”要求商家双倍赔偿的“职业打假人”，曾备受争议。有打假名人宣称“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打假公司还有打假“起步价”，令许多普通消费者错愕。进而，有一种声音质疑，对售假者处以双倍赔偿肥了职业打假人的腰包。抛开争议不谈，我们看到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假货双倍赔偿的额度多年未提高；另一方面是，如今假冒伪劣产品的数量以及制假的恶劣程度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公众对于职业打假只为钱依然有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双倍赔偿”并不足以令制假售假者敬畏忌惮，反倒是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包括精力付出与金钱开销）常常远高于“双倍赔偿”的金额，导致许多消费者不得已放弃维权。在构建并执行“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的过程中，有关方面恐怕绕不过致力于生财的“职业打假人”，这会否影响有关案件的裁决？如果一些案子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在对“职业打假”的反感中，并未实施“惩罚性巨额赔偿”，会否令不法商家怀有侥幸心理、有恃无恐？若同案不同判，如何体现法治的一碗水端平？对此，有关方面必须审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