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谈如何挖掘家族历史重建家庭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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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05-20 22:33:30　点击：

[主持人]:各位网友好，今天作客我们演播室的是，放下手术刀、拿起话筒并获得过“金话筒奖”的名嘴，有人说他热心、有文化底蕴，而且很幽默。我想您一定知道，他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主持人曹可凡老师。曹老师，您好。[13:40]
[曹可凡]:主持人好。[13:41]
[主持人]:现实中看您好象比电视上更瘦不少。[13:43]
[曹可凡]:清瘦不少。我想瘦身对我来说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前不久参加另外一部片子的拍摄，根据导演的要求，希望我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好的身材。按照导演的要求去做，所以这段时间体重的控制还是比较恰如其分。[13:43]
[主持人]:前两天在代表团见到习总书记，您见到总书记什么感受？[13:44]
[曹可凡]:总书记给我的感受一直是非常亲切，他的说话、他的举止，就是普通的百姓。大家可以看到，总书记很多的表述，其实都特别接地气。比如他讲到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我记得他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一讲就讲清楚了发展和环保之间的辩证的关系。习总书记每次来跟我们交谈也是这样，当每位代表发表完他们讲话之后，他逐一会跟他们进行对话，今年也是同样如此。当他走到我的身边的时候，我跟他谈起《平凡的世界》，根据路遥的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勾起了很多他当年的回忆。通过他的表述，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他不仅是对路遥、对路遥的作品如此之熟悉，曾经他们还在一个窑洞里面生活过，他还回忆当时路遥写小说，和另外一位诗人，也是作家谷溪先生合办了一本杂志叫《山花》。这些故事都是我们过去不太知道的。[13:44]
[曹可凡]:前两天《新民晚报》的记者还特别找到了谷溪先生，谷溪先生今年74岁了，他非常深情地回忆他当年和路遥先生一起办《山花》杂志的一些情景，他也谈到当时他在一个杂志工作，去习总书记插队的地方采访。去采访的途中，因为道路泥泞，他们的车陷在泥浆里头。当时习总书记，还有一个知青，下车帮他们一块儿推车，当时他写了一个长篇的通讯。他勾起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仅仅是一分钟，我说这一分钟非常闪光，通过一分钟的讲述，你可以看到总书记对于故土、对于故人的一种深情，这一点是令我非常感动的。[13:44]
[主持人]:您说到《平凡的世界》，我不知道《平凡的世界》里面对您来说，有没有产生什么共鸣？[13:45]
[曹可凡]:我们这一代出生在60年代、80年代读大学的人来说，路遥的小说，特别是《平凡的世界》对我们有很多人生的启示。虽然他描述的场景跟上海所生活的环境相去甚远，但是很多人生的命题是相同的。第一，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尤其少平、少安生活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土地，多少年来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青天，他们对这片土地有一种固有的热爱，可是他们又不满足过那样一种平静的生活，他们希望改变世界，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希望走出去看一个更新的世界。那种心情，他有一点矛盾。从今天的概念来说，他们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13:45]
[曹可凡]:第二，我觉得像少平、少安，希望靠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的人生。这种力量在今天他依然是有这种感召作用。我昨天收到一个同事非常长的短信。他说，他比我稍微小一点，他说那是他大学时代精神指引的明灯。当他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依然会被感动，虽然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他00后的女儿也跟着他一起在追着看电视剧，通过看电视剧他喜欢上小说里的人物，翻过来再去看路遥先生的小说，路遥先生去世那么多年了，那个作品还有历久弥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为这个时代奉献了经典。[13:45]
[主持人]:不仅影响了您这一代人，包括00后，也能够影响，很有感召力。[13:46]
[曹可凡]:我觉得很奇怪，我帮助他们做宣传的时候，我采访润叶的扮演者佟丽娅，佟丽娅就跟我说一个事，我说你怎么会去演这样一个角色？她说，当时她看了这个剧本以后就很喜欢，翻过来再去看小说。她就去找到主创，找到投资单位说我特别愿意演这个戏，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加入摄制组，无论演什么角色我都愿意，无论你们给我什么片酬我都答应，我可以自减片酬。佟丽娅是85后，我们从60年代到85后，差着一个辈呢，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被这个小说的精神力量所打动，这就是经典艺术作品的魅力所在。[13:46]
[主持人]:来到了北京开两会，您今年带来什么建议？[13:47]
[曹可凡]:今年我带来了三条建议。第一个是关于建议开放上海自贸区三资企业进行文物拍卖。这样有利于我们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同时也更有利于更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国宝的回流。第二是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古典诗文的学习。因为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古典诗文，现在中小学生在课本里学到的东西太少了，我儿子在读四年级，我觉得他们课堂里学的那些东西很经典，但是我觉得还太少。中小学生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在这个时候能够多学点古典诗文，这对他们长大以后，我觉得他们走入社会，那些东西都会成为他气息的一个部分，腹有诗书气自华，人的很多的气质、格调、品味是在书香的熏染之下才能完成的。[13:47]
[曹可凡]:第三个建议是关于挖掘家族历史，重建家庭型社会。长久以来，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其实中国是一个农耕的社会，历来儒家的传统也是这样，对一个家庭来说，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是五四以后，西风东渐，大量的西方的思潮进来以后，人们对家庭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现在竞争的压力也多，流动性也大，其实人们对家庭的链接就变得开始变得松软和酥脆。比如，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我们和亲戚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远了。比如你现在问小孩，爸爸妈妈的名字他们都知道，爷爷奶奶的名字知道吗？可能很小的小孩不知道祖父和祖母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祖父祖母的名字、外公外婆的名字都会知道。可是，别人来问我，你的曾祖父、你的曾祖母、你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叫什么名字，很多人那就不知道，再问你高祖的名字，那你更是云山雾罩，不会清楚。人们对于一个家庭的脉络的观念越来越淡。这几年很好有点慢慢的回潮，有几本书引起大家的关注，成为读者喜欢的书，说明人们对家庭观念的重视越来越强烈了。比如第一本书是齐邦媛教授写的《巨流河》，齐邦媛先生是一个大家族，她的父亲叫齐世英，她们整个这个家族在一个近代史的巨大转型当中，一个家族命运的变迁，它的悲苦、它的磨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齐邦媛教授也不是专职的作家，她只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她是白先勇先生的老师，那个书也没有做很多的宣传，但是这种影响力绵长有力，变成那一年的畅销书。[13:48]
[曹可凡]:另外有一本书也很有意思，叫《平如美棠》。讲的是一对老夫妇一生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这两人都是素人，老太太因为疾病离开了人世，老先生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思、排遣生活的寂寞，就用绘画、书法和文字来继续他们夫妇俩一生走过的平凡道路。在这一生平凡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生活闪光点。这本书被评为2013年中国最美的书。我觉得人们对家族的那种观念，对家庭的这种强烈的感情，慢慢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特别是总书记在团拜会上讲到家族、家训、家风、家规对于中国人的行为规范的重要性。过去儒家传统以来，就是以家庭为观念，讲究崇德向善，对于贯彻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13:48]
[主持人]:说到了家族、家训，再说到书，不得不提到您的新书叫《蠡园惊梦》，记录了您的祖辈闯荡上海滩的故事。五代人，120年的生活。为什么这本书叫《惊梦》呢？[13:48]
[曹可凡]:先解释一下“蠡园”就是范蠡的蠡，蠡园是无锡现在的一个公园，当年就是我的曾外祖的私家花园。王尧臣先生和王禹卿先生，他们是哥俩，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少年时代，16、14岁就开始外出打工，慢慢从无锡到了上海，在上海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开埠最早的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惊梦”就是讲一个人所做过的事业再辉煌，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惊梦一场。当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更要想到如何让自己能够发挥你最大的潜能，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贡献。[13:49]
[曹可凡]:这本书的起因。因为小的时候，父母都工作非常繁忙，所以，基本上是我的祖母在管着我的日常生活。有的时候我的父母上夜班，他们出差，我就跟祖母睡在同一张大床上，祖母经常跟我会讲一些天宝轶事。当然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很多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也就淡忘了。可是我依然觉得这些故事，我刚才讲的这种绵长的力量，始终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想有一天能不能把自己家族的故事传递给大家。[13:49]
[曹可凡]:比如看这张照片。这是我祖母年轻的时候。这是我的小时候。还有一张照片也是我这次在做书过程当中，在我大姑姑遗存的照片中找到，这是我小时候，祖母抱着我。那天好象是满月。这也是我跟祖母唯一的一张照片，在我家里也没有，这是在我姑姑照片集里找到的。[13:49]
[主持人]:我觉得您小时候的照片跟您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挺像的。[13:50]
[曹可凡]:对。[13:50]
[曹可凡]:第二个出发点，我很多年前到美国去看我的叔叔，因为我的二叔、三叔都在美国。我还是第一次去看我的二叔和二婶，他把他的儿子也叫来，我的表弟，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其实我们俩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俩就在前面聊天，我的叔叔跟婶婶在后面跟着，因为他们年纪大。我婶婶就捅了一下我的叔叔，说你看他们是兄弟，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可是你看他们俩长得很像，走路的样子也有点像。我表弟稍微有一点胖胖的。在吃饭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聊到很多家族的一些事情。我的表弟是ABC，他生长在美国的一个华裔，他压根儿就不懂中文，我们只能用英文交谈。我觉得已经是一件很诡谲的事情，我们都是中国人，可是我们要用英文来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就很自然，经常会说到“你的国家如何、我的国家又如何”。我听着就很别扭，什么叫你的国家、我的国家，你不是我表弟吗？我说，我的国家就是你的国家。他说，不，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这就是认知的不同。我就想，因为我们的家族成员，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当中，我的一辈、下一辈很多人都已经不会讲中文了，更不要说他们对家族的故事。我想能不能有一天我能够把家族的故事彻底完完整整写出来，让我们所有家族的成员，每一代人，都能够读到，知道我们的前辈这条人生之路是怎么趟过来的。我觉得有这个责任。[13:50]
[曹可凡]:当时我最希望读到这两本书的，就是除了母亲之外最亲的两位长辈，就是我在美国的两位叔叔，我的二叔和三叔，因为我的祖辈已经完全不在的，我的父亲、我的两个姑姑、我的小叔完全不在了，我们就加班加点。在做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所以我们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本书是我和宋路霞女士，一位研究家族史的专家一起完成的。我们也没有写作班子，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很有学识的家族史的专家，一个老太太，我们俩就来做这个事，所以速度就会比较缓慢。[13:50]
[曹可凡]:非常遗憾的是，当我们把文稿基本上完成的时候，我的三叔就去世了，所以我就很着急，我说一定要加快速度，本来我们书原定今年年底出，我说不行，一定要加快速度，我的很多长辈，我的表姑说，你要快点，我们都是87、88的老人了，你要快一点。所以我们就加速。我一直到除夕的前两天才拿到样书，让他们赶印了几十本，因为那时候印刷厂的工人都快要放假了，回自己的老家过年，让他们拼死拼活赶了几十本书出来。我在除夕前，上海叫小年夜，我拿到书就很高兴，我就跟二叔去报一个喜，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我一般晚上八九点钟给他打电话，他那里是早上八九点钟，嗒嗒嗒的就没有人接，我就很奇怪，也没有想什么，我到了除夕那天又跟他打电话，初一我也给他打电话，家里始终没有人接，我就很紧张，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但是我也没有地方打听，我没有我表弟的电话。还好，跟我合作的宋路霞女士跟我婶婶的弟弟是认识的，我说你能不能问一下他们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直到初三的下午，宋路霞老师告诉我，她已经从我婶婶的弟弟的家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我拿到书的那天，我的叔叔在华盛顿过世了。所以，最终我希望最能读这本书的两个读者，我的两个叔叔，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读到这本书。[13:51]
[曹可凡]:其实，做家族史，就是跟时间赛跑。那天我给崔永元看了以后，他很感慨的说，做口述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鞭策你前行的力量，就是你要跟时间赛跑。可能每一分一秒过去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很多东西流失。我们在书里采访了我的一个堂姑，当然她现在还健在，我问了很多有关我祖父的一些故事，因为她当年跟着她的母亲一起参加进步工作。这是我祖父的弟弟和弟媳妇，我祖父的弟媳妇年轻的时候跟邹韬奋先生的夫人非常熟，邹韬奋先生当年在上海治疗脑癌的时候，沈粹缜女士，就是他的夫人，还在重庆，所有生活琐事都是我爷爷的弟媳妇来操办的。那时候她的女儿就是我的堂姑，今年也90岁了，她还健在。在上海，那时候她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这是她少女时代的照片，长得非常漂亮。那个时候她妈妈做完饭菜之后，她就去给邹韬奋先生送饭菜，然后把我党所需要传递给邹韬奋先生的情报就放在饭菜里头。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蹬着自行车给邹韬奋先生送情报，送饭菜，那些经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在去年春节前跟她做了两次口述实录。当时我们就觉得，讲得内容还有限，我们还希望做更多的采访。那时候已经快春节了，她说这样，我们春节以后再聊吧。春节以后，我开完两会回去又去找她谈，那时候发现她记忆基本都衰退了。还好在春节前我们抢到两次，我们两次都做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一共加起来四个小时的口述实录。我们摘取当中一些最精华的东西成文放在这本书里面。这是非常感慨的。如果不做的话，那些故事就散掉了，我们下一代都不知道我们家族的血脉是怎么过来的。[13:53]
[主持人]:所以说您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四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遇到过什么困难吗？[13:54]
[曹可凡]: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我们需要的材料。当然所需要的材料就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老人的口述实录，更多的是，我们要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去寻找相关的材料，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看到材料才能够作出你的那些结论。比如说，我爸爸有一个大舅，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进步组织，成立了一个进步社团，大概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我们都听老人讲过这个事，但是没有相关的材料，结果我们就去无锡博物馆去查。这就是我爸爸的大舅，早年他在上海组织无锡籍的大学生、上海的大学生，他们办了一个进步社团，叫锡社，这当中有后来成为我党高层领导的秦邦宪先生和陆定一先生，那时候他们还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我的大舅公领导他的锡社，参加了很多的示威活动，他们在无锡县城举办游行，当年的无锡县很小，可以组织上万人的游行。这些材料，都是我们最后在博物馆里查到的当年他们写的文章、他们编的杂志。因为你要知道1925年五卅运动是由李立三、刘少奇等这些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一手把它推动的，那个时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上海的很多报纸，比如《申报》那些报纸，基本上没有刊登很大的篇幅。那个时候像瞿秋白、叶圣陶创立了热血日报、公理日报，就是反映五卅运动的真相。我的这个舅公办了一本杂志叫做《血泪潮》，一共是24期杂志，写了很多革命的檄文。这个文章，我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次在无锡博物馆里完全查到。所以查找资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档案馆里头浩如烟海，你不知道从哪着手。[13:54]
[曹可凡]:大家知道，上海最有钱的犹太人叫做沙逊，我们的家族曾经跟他打过一个官司。在很多材料里也都看到过，但是都是语焉不详。具体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所以，这次就跑到上海档案馆，因为档案馆都能够对公众开放，我们到档案馆看到当时有关事件的法律诉讼的所有的来回的法律文件，法院的判决书等等，都在这个地方找到，所以我们一半是口述实录，一半是要去搜索那些资料。[13:55]
[主持人]:这本书里记述了一些您的家族传奇故事，当您在档案馆里看到那些历史资料的时候有没有心中特别触动？[13:56]
[曹可凡]:你就不能想象您的先祖、曾祖或者曾外祖在那样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当中，他们能够非常冷静地处理那么多的大事，能够为社会的民族业、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做过这么多的贡献。比方说，我的曾外祖王禹卿先生，他们从小就在荣氏企业打工，荣氏企业的主人就是荣宗敬、荣德生先生，就是荣毅仁先生的伯父和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王禹卿原来就是他们家的伙计，他慢慢成长起来以后，就变成共同的股东，创建了中国最大的面粉企业，就是阜新面粉厂。从一厂一直到八厂。在1934年的时候，其实荣氏企业遇到了很大的灾难，因为那个时候，全球经济不好，美国经济大萧条。所以，荣氏企业的申新纱厂做美国的期货，就是做棉花期货，我们查到当年的卷宗，查到账本， 1933年、1934年的时候，为了做期货，亏了多少钱呢？有1200多万银元。1934年整个申新的产业大概也就3000万不到一点，整个申新的负债率达到四千多万银元，现金流是非常困难，你无法从银行获取任何资金上的资助。当年他们主要的赞助人是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贷款困难，我的曾外祖王禹卿先生就挺身而出，做了申新、茂新、福新三家公司的CEO，由他出面，由他担保，凭借着他的信誉，凭借着他的智慧，当然也凭借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分别和上海银行的老板陈光甫谈，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先生谈，要去谈这个贷款。因为当时宋子文看重荣氏企业的申新厂，想把这个申新厂归为己有，他想自己把它收购下来。因为本身上海银行里面也有他们的，四大家族也有他们的股份，我的曾外祖王禹卿先生挺身而出，跟他们去谈，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能够获取500万的贷款。后来他们付到280万，因为企业的情况实在不太好，他们就停止支付后面的220万，最起码在那几个月当中，他们争取到了，这个对企业来说是救命钱，280万银元，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13:56]
[曹可凡]:第二，他们有民族的气节。他们很清楚，因为日寇进入上海，上海沦陷，上海变为孤岛。那个时候有日本人背景的人，他们组织上海的企业家，形成了一个组织叫上海市民协会，市民协会里，也有荣氏企业的荣宗敬先生，也有我的曾外祖王禹卿先生。后来荣宗敬先生避走香港，我的曾外祖立刻第二天在申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加入有日本人背景的这样一个组织，第二天也紧随荣宗敬先生避走香港。你想一个生意人，最要紧的就是利润，赚钱，但是他们有民族气节。我的祖父，我第一次知道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虽然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又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的祖父。我一直知道他倾向革命，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有点愤青的感觉。为什么呢？后来查了整个资料才知道，他的三个表妹其实都是共产党员，三个表妹也嫁给革命的丈夫，后来成为很重要的领导干部。那时候当他们被通缉和被告密的时候，就藏在企业里和藏在自己家里。那时候是有杀头罪，那时候为了给苏区的新四军放款项，祖父暗暗地去购买粮食，因为本来我们家就做面粉，除了购买粮食、布匹和药品，他还专门成立一个商行叫正泰商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钱庄叫同庆钱庄，书店底下办了一个印书馆，王元化先生1949年以前唯一的一本著作叫做《文艺漫谈》，就是出自这个出版社。所以，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挺有意思。[13:56]
[曹可凡]:到了1948年，荣家和王家有很多主要的管理者，都已经退居香港、美国、台湾或者是巴西。所有的阜新面粉厂系统，就是我的祖父一手操办，他知道他的职位和他的威望还不足以领导那么一个庞大的企业，当时他和荣毅仁先生讲，力劝荣毅仁先生不要去香港，还是应该留在上海，因为他的三个表妹都是共产党员，他就跟他说，共产党没有那么可怕，共产党来了，还是要为老百姓谋福祉的，你不要害怕。在我的祖父力劝下，荣毅仁先生跟他的父亲荣德生先生没有去香港，留在了上海。这个对于当时稳定市面、稳定上海很多工商业者的心态、心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这次都是在这个档案里面慢慢查到，这都是第三方的证人写的有关我祖父的那些材料。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祖辈或者曾祖辈是非常的了不起。[13:57]
[主持人]:很了不起，很有民族气节。我们也祝愿这本书大卖。[13:57]
[曹可凡]:谢谢您。[13:57]
[主持人]:您是放下手术刀，拿起话筒，您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您觉得文艺工作者应该给老百姓带去什么呢？[13:58]
[曹可凡]:我们说大一点，一个文化的创作者，我觉得应该提供给大家一种正能量的东西，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道德观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给大家提供那些“爆米花”的东西，不是说那些“爆米花”的东西不好，也许我们有的时候，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们也希望像爆米花一样哈哈一乐。但是，我们应该做一些，比如说像《平凡的世界》这样有经典魅力的，有穿透时光能力的这样一些作品，能够对人的思想、灵魂产生重要作用的作品。我特别欣赏丰子恺先生说的一句话，人生有三个境界，第一是物质，第二是精神的，第三是灵魂的。今天我们过多注重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上，我们对精神世界前所未有地忽略，更不要提所谓的灵魂世界。长此以往，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民族最基本的一个力量，它就是一个文化的水准。你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城市，越是发达的城市，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阅读率最高。全世界阅读率最高的国家是以色列，大概他的阅读量，平均每个人的阅读量是60本，中国的阅读量是偏低的，平均的阅读量是一本左右。这个阅读量就差得很大，你想以色列这样一个所谓弹丸之国，他民族遭受那么多的灾难，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变为高新技术密集的国家，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发言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力量。[13:58]
[曹可凡]:比如说德国，为什么快速地在二战之后，在被盟军轰炸得一片废墟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站起来，就是它的民族性在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文化的力量。比如当年他们二战之后，在一片废墟当中生活的人们是如此的悲苦、悲催。但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给自己盖自己家住的房子，而是恢复歌剧院，因为歌剧，古典音乐在德国人心目当中就像灵魂的作用，对人生有启示、启迪的作用。所以，我们做一个文化的作品，应该有敬畏之心。我很多年前采访陈忠实先生，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写《白鹿原》，他跟我讲，他说其实在《白鹿原》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作品，也算是功名成就，可是我总是觉得缺一部我将来躺在棺材里面可以搁在我脑袋边的这本书，这本书我没有写出来。我在坝上住了这么多年，我对这个地区，对这块土地无比热爱，那种爱还没有抒发开来。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写完了《白鹿原》。那个艰辛的过程，很难用语言表述，比如他从来不喝酒的，但是为了写《白鹿原》，他把家里所有送给他的酒全都喝完。当他写完《白鹿原》最后一个字，点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他把在家里所有的灯全部打开，然后把一个大的录音机放在院子里头，开到最响的音响，放着秦腔，村里还以为陈忠实家里出了什么事了。他心里高兴啊。他对土地的热爱，他对生活的感受，他觉得他已经写出来了。[14:00]
[主持人]:您做了《可凡倾听》，也采访过很多文化大师，您从大师身上学到了什么？[14:00]
[曹可凡]: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一种对艺术、对文化的敬畏。给您举个例子，钢琴家傅聪先生大家都知道，听过他的音乐，我们从《傅雷家书》当中得到过很多相关的资讯。他就跟我讲，有一次他练一个乐曲，好象是练莫扎特的一个乐曲，他在家里练，有一些朋友在，有一个朋友悄悄在钢琴底下放了一个小录音机，他不知道，弹完之后，朋友就放给他听。他听完以后，就觉得这个乐曲，经过很多年的揣摩、练习，认为对它有很深的感受，他想这首乐曲是不是应该把它录成唱片，让更多人欣赏到，他就开始联系录音棚去录。结果进了这个棚弹这个曲子，怎么弹都不对，谈不出那天别人给他偷偷录的境界。他后来就想明白，那天他练习的时候，别人偷录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心无旁鹜没有任何杂念的，可是当他走到录音棚的时候，他希望把它录成唱片，让更多人听的时候，他心里有那种杂念，有这种虚荣的东西在这里。所以，他告诉我，可凡，从那件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做艺术的人，做文化的人，要有一种心怀。也就是说赤子之心，人要有一种赤子之心，还要有一种胸怀，桥下的流水过去了就过去了，做艺术的人要有这种胸怀。很长时间，我来判断一个好的文化人和一个差的文化人，他的作品境界高和低，我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说看这个人在创作时的心态，你有没有这种赤子之心。反过来，我们自己在做一个访谈的时候，可以忽略对方的身份，但是这个很难，不要有杂念。我们的目的，今天就是谈一个我们特别想谈的话题，谈一个作为主持人想谈的话题。比如我做主持人，我希望得到这个答案，我就去问了。比如我采访杨振宁先生，我就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跟李政道先生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你们提的是一个理论的设想，为你们证实这个理论的另外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这是我感兴趣的，也许公众对这个不感兴趣，也许对提升收视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是我所关心的。[14:01]
[主持人]:您在访谈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您不会抛给嘉宾的？[14:01]
[曹可凡]:台湾地区的前辈主持人张小燕先生曾经跟我说过，她说做采访者的态度非常重要，她说的态度就是，嘉宾不愿意说的，你不要去问。即便他有时候说了，他跟你说，“我说漏嘴了，能不能帮我删掉。”我还是尊重这个嘉宾的想法。我以前也讲过，比如谢霆锋那个风云突变的时候，当这个事件刚刚落幕的时候，他来我这个节目接受访问，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心态。当时我就问，是不是要做个提纲给你，他说不要，曹大哥，我非常信任你。在那个访谈当中我们只是谈到他那段时间的心境，我们不会触及到某一些细节。比如说我去年采访撒贝宁，我问了他一些有关婚姻观的问题，我不会说你曾经和谁谁谁。我只是看到他在一个节目当中，他对一个嘉宾讲，婚姻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俩个人精神上要门当户对，虽然他是跟别人说的，他反观自己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种婚姻观和价值观。[14:02]
[主持人]:最后问您一下，前几年您演了一部电影叫《金陵十三钗》。每每看到此片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您最感动里面那个角色？[14:02]
[曹可凡]:这部戏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尔演的那个角色，当然他作为一个有名望的演员，第一次跑到中国来演出，而且你很惊讶，他居然来中国，我想的是一大堆人跟着他，可是他没有助手、没有翻译、没有秘书、什么也没有。我觉得他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我每天拍摄之前，他就有一个小条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戏怎么拍，我觉得剧本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我们怎么在大框架不动的情况下，如何做一些小的微调。我觉得好莱坞演员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印象深刻。[14:02]
[主持人]:节目最后我特别想用您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到了我们这一辈，虽不像祖辈那样驰骋于商场，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血脉中终究有着‘忠厚传家远’的基因，即便是一份平平常常工作，也都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14:03]
[曹可凡]:因为我们的先祖留给我们的家训就是八个字，就是我高祖写的一封信里面讲的，“谦逊为先、恭敬为贵”。[14:03]
[主持人]:万不可有骄傲之心。[14:03]
[曹可凡]:至要，至要。[14:04]
[主持人]:谢谢曹老师作客我们演播室，最后我也想用上海话，虽然不标准，跟你说一句谢谢。[14:04]
[主持人]: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14:04]